袁一丹：汉字的“渡劫”

袁一丹：漢字的“渡劫”

袁一丹：汉字的“渡劫”

燕京书评：你在《心理实验与汉字命运》一章中，讲到汉字的“命运”。新文化运动对汉字的影响至关重大，当时有人提出，应该逐渐淘汰方块字，改用世界语；也有人说中文应该学习日文，形成一种汉字和“外语”夹杂的语言作为过渡（p.223）。汉字的命运在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？

袁一丹女士

袁一丹：首先想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用“命运”这个词。在现代中国遭遇的大风暴中，有的变革只是树梢的轻微晃动，或掉下几片枯叶；有的变革则要折断枝条，甚或连根拔起，汉字问题属于后者。百年来汉字的命运起伏，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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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分子在汉字问题上的纠结，源于列文森（Joseph R. Levenson）指出的历史与价值的张力：“我们所熟悉的正是我们决定抛弃又不忍抛弃的，而我们极生疏的又是我们刻意获取但却无法获取的。”所以在这一章的题目中，我刻意用了“命运”这个显得有些沉重的大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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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百年间汉字好像是在“渡劫”，知识界产生了很多文字改革方案。最激进的方案是“汉字革命”，要彻底废除汉字，用世界语代替；还有拼音化这一脉，从清末切音字、民初注音字母，到国语罗马字、拉丁化新字。相对缓和的思路是“简化”，将汉语拼音作为辅助工具，这也是我们今天采取的方案。还有一些中间路线，比如“综合文字”，像日本那种汉字和假名的混合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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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汉字问题的考察，仍局限在现代中国的范围内。放到整个东亚来看，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、越南、朝鲜，在形成本国“国语”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“汉字”这个文化他者。他们力图祓除汉字的影响，通过拼音化或其他途径形成自己的国语。关于这一问题的反思，可参考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的《汉字论：不可回避的他者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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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今天惯用的简化字，以及在语文教育中使用的拼音方案，实际上是建国以后历次文字改革运动的产物。很少有人会问，今天用的简化字是怎么来的？我关注汉字问题的契机，是2019年在天桥看展，无意中看到方继孝先生收藏的一批有关《汉字简化方案》的内部档案，上面有叶圣陶、魏建功、老舍、叶恭绰、吕叔湘等人的批注，这才意识到原来“鱼”“鸟”“马”“车”“页”……长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多个点或少个点，笔划的长短都不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，而是各种意见、偏好交锋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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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批档案让我对建国初期的文字改革运动发生浓厚的兴趣，从孔夫子网上搜罗了《中国语文》《新建设》《拼音》《文字改革》等旧杂志，翻检当时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讨论。同时细读了《吴宓日记续编》，发现他对文字改革有极大的抵触情绪。吴宓日记中称，他看到法令文书中的简化字，就像吃饭时吞食沙粒一样难以忍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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